海报｜奋进昭通，2022年1月大事记

当然以上所指是就其大脉络，小脉络本来就是万豁争流的，甚至转为地下  伏流，他日亦有再转为大流之可能。

我是从人文科学方面出发来谈的。尤其是道与心的关系，要知道，要体道，才能行道。

两种都是文明的危机，该如何处理呢？ 我翻来覆去地研究了老子的五千言，发现老子深刻地分析了礼仪文明产生的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不知常，妄作凶。基于此，我企图建立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新体系与此不同，南宋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是相对于少年来讲的，也就是成人。应该说这个做法在根本上提高了《大学》的地位，奠定了《大学》在后来八百多年来深远的影响。这样一个改订，使整篇的结构变成了：先提出三纲领，然后是对三纲领的解释，之后是八条目，然后是八条目的解释。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主要是依据二程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来做补传。《国语·周语》中有非常近似的看法：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这就是说，器与名是国君政权的象征，名以出信，器以藏礼。他说：礼……与天地并(《左昭》26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

《左僖》27年还记载了晋文公想成为霸主，动用民众进行征战时，狐偃对他提出的实行德治和教化的三个建议：使民众生活得到安定(得民)、国君带头讲信用以带动民众也讲信用(信)和举国上下的一切事情都遵守礼义(礼法)。臧武仲对此提出批评，说神不是没有选择地享食一切献祭，如周公之神就只享食合乎礼义的献祭，不享无义之祀，也不会对无义之祀报以赐福。

子产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二是在由重神向重民逐渐转化过程中德成为社会普遍而多样化的道德。史由文字的记录与保管，而得到历史知识，由历史知识而得到人类行为的经验教训，由此以开出有关人文方面一切学问，也是很自然而合理的。而成人一说，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

饶宗颐先生说：这样看来，‘礼不能仅以ritual目之，礼的性质简直可视作印度的rta。此外，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已十分佰生的德目，如《左文》6年载：晋襄公卒。没有了政权，国家也就很快灭亡了。西周末年变风变雅作，导致了天道观的动摇，到春秋时代明显地出现了天道与人道分开的思维趋向。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鲁国孟僖子为自己不熟悉礼仪而深为遗憾，谓礼，人之干也。

虞、夏、商、周皆有之。《国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春秋时有一年，郑国的邻国宋、卫、陈都相继发生了火灾，整个郑国的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这时主管祭祀的官员计划用宝物来祭灶以求免除灾难，但郑国的大夫子产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笔者把德礼思潮放在平行的位置进行考察。在春秋242年中，无论前期后期，社会变迁，世道衰微，而君臣大夫、平民百姓，言及社会人生，莫不以礼，礼成为当时一个普遍话语。他还引用《夏书》的一句话：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宁可废掉法也不能去杀无辜的人（《左襄》26年）。晏婴有一段话对礼的内涵及治国作用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昭》26年)。（《左隐》11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僖》25年)判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所以，庆郑说了这么一段话，从反面提出了亲、仁、祥、义四种德行。

如杨向奎就认为礼乐，德之则也为稍后孔子之说仁与礼开了先路。(《左成》17年)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对《左传》中德刑并用思想有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德与刑是春秋时代霸者为保持中原秩序迭相为用的两手，而且基本上能均衡地使用而不走极端。

(《左庄》23年)在曹刿看来，诸侯的举动皆当合乎礼，这样才能成为民之表率，进而治理民众。楚大夫申叔时说：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左成》15年)许多贵族之所以循规蹈矩而不愈礼，目的便于庇身。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左成》17年说：人所以立，信、知(智)、勇也。

在春秋，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因素也在不断发展，重视统治者个人德行和为政以德的思想比《尚书》时代更为广泛和深刻，而安民、宽民、利民成了德政的中心观念。西周是以德配天，现在对天的信仰的动摇必然影响到德。为什么？他说：器与名是君之所司也。在王官外，没有其他掌握知识的人。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但史因记录的要求，因而发明文字，这是很自然而合理的。

(《左传·僖公》5年)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国语·晋语六》)。二、礼思潮的兴盛 礼的变化与德不同，主要是西周礼乐文化中制度、仪规层面的礼制体系不断崩解的情形刺激着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人，他们觉得若任其发展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人道在从天道分离的过程中，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这说明，在当时有识之士看来，祭祀文化中不仅有民的因素参与其中，也有义因素参与其中。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这里包含了人道主义在内的道德原则。《左宣》12年有七武德之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德观念的拓展，即德的内涵日趋现实化、理性化、平民化，成为儒家德治思想的近源。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左襄》30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晋文公实施了狐偃的建议，在德治和教化的基础上，才在城濮一战中战胜了楚国，一举成为霸主。

总之，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隐》11年)，礼可以劝赏、畏刑、恤民、因此有礼无败。显然，齐景公一改过去对礼的轻慢态度，认识到了礼作为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